秦人的发展历程与早期中国的族群融合

　　秦人对“周礼”的选择性继承■★。周公★◆★★■◆“制礼作乐”◆■■，在夏、商之礼基础上创造出的一套礼仪文化（即“周礼”）■◆◆，是中原族群区别于蛮夷族群的客观文化基础。值得注意的是◆◆，虽然■★◆★“秦对周礼之学习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”，但从“东周开始，周礼已经遭到破坏，秦所接触者，已经不复为西周之旧”★◆，★★■◆◆★“秦人所接触到的周礼，是变化了的周礼★■◆■”（史党社：《日出西山：秦人历史新探》◆■■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52~253页）。不过★◆★★◆★，也应当承认秦人对★◆◆★■◆“周礼”的选择性继承■■，目的是要摆脱“戎翟之教”而趋同中原文明◆■。

　　语言文字及经典文献的运用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■◆，秦文公十三年（前753年），秦人★■“初有史以纪事，民多化者★■■”◆■■。秦人开始设置史官记录自己的历史◆◆★★■。而秦人使用文字的时间当早于此★■◆■★■，周宣王四年（前824年）的不其簋铭文就是秦人留下的文字（李学勤◆■■◆■◆：《补论不其簋的器主和年代》，收入《文物中的古文明》■■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，第526~527页）。大概自此后■■■★◆■，秦人开始频繁使用文字，并加入到研习、传播、书写中原经典文献的行列，秦人的知识文化水准也有了显著提升。

　　据《左传》记载，《周易》《诗》《书》已成为周王室及春秋各诸侯国通用的经典文本，秦人也在此列■■★★■。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记载：“晋侯求医于秦◆★◆★，秦伯使医和视之……赵孟曰：‘何谓蛊？’对曰：◆◆◆‘淫溺惑乱之所生也◆◆★◆。于文◆■◆★，皿虫为蛊。谷之飞亦为蛊。在《周易》■◆◆■★，女惑男◆■■、风落山谓之《蛊》（此处生僻字见图1）■★。皆同物也。’”这是秦人引《周易》，属非筮占类引《易》★■■■★◆。这种非筮占类引《易》的文化行为表明“人文主义◆◆◆★■■、理性主义介入《易》筮，促进了《周易》文本的经典化■■★★，哲理化”（黄黎星：《先秦易筮反映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化》，《理论学刊》2011年第8期）。此外◆★，《左传·僖公九年》及《左传·文公元年》皆载有秦人引《诗》◆◆★◆■，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还载有晋人和秦人互相赋《诗》的情形★★★■★。

　　有学者认为★■★◆■◆“秦早期文字与周文字无别★■◆★◆，秦文字脱胎于周文字”（王辉等★◆★◆◆★：《秦文字通论》，中华书局2016年版◆★◆◆■，第29页）。而到了战国时期，与◆■■■★◆“东方各国俗体的字形跟传统的正体的差别往往很大，而且由于俗体使用得非常广泛■◆★，传统的正体几乎已经被冲击得溃不成军了”不同◆■，秦国的俗体字形“一般跟正体有明显的联系”，“始终没有打乱正体的系统”（裘锡圭：《文字学概要（修订本）》，第58页）。“雅言雅字”的存在是春秋时期族群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◆◆★■■◆。秦人较早受中原文化影响，且已成为经典文化的积极建设者，《诗经·秦风》的存在就是很好的证明。

　　祖先历史传说的建构■■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有“秦之先，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”的记载。有学者认为这是秦人的“一种选择性记忆——知有母不知有父◆■◆◆，借以与黄帝系上血缘关系”（王明珂：《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■★◆★■■：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》■★★★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，第53页）。秦人祖源是以“母为颛顼之孙■◆◆”与黄帝产生联系◆■■★，从而与◆★■“颛顼之孙夏禹★★★◆◆■”关系更近。较周人更晚进行历史书写的秦人◆◆■，似乎建构了与“夏”更亲近的关系★■。祖源的层累建构虽不一定能反映历史的真实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◆■，这种建构会逐步获得扩大与凝聚族群认同的客观效果，并成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■★■★■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建构最后会演变成“历史真实★★■★◆■”■◆★■，产生真实的历史影响。

　　农耕文明水准的提升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给我们留下了秦人善于“调驯鸟兽”“好马及畜，善养息之”的记载。而周人较早在关中地区从事农耕经营★★◆◆，其先祖后稷即“好种树麻、菽”“好耕农”，就是到了“在戎狄之间”的公刘时代◆■■，周人仍“务耕种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，由此形成了◆■◆◆★★“好稼穑”“殖五谷”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及“务本业”（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）的生业传统。周王室东迁后■★◆★★■，到秦文公时，秦人东越陇山，进入关中西部地区，所谓“至汧渭之会★■■”，并有★■★“伐戎■★◆”和■◆◆■“收周余民有之”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的重要举措◆◆■◆■★。此后，秦人逐渐形成了浓厚的◆★“重农■◆”风尚，◆■■“逐渐拉平了关中东、西部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异”（王勇■◆■★◆：《东周秦汉关中农业变迁研究》■★◆，岳麓书社2004年版，第71页）。在使■■◆“秦人富强”的商鞅变法的诸多举措中，就有★◆■■“僇力本业，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”的内容（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）。很显然，正是在周人的影响下◆◆■◆■，秦人对中原文明的趋近首先在主体经济形式上有了显著表现◆★。

　　《周易》《诗》《书》在春秋时期成为各诸侯国共同研习和使用的经典文本，足以表明各诸侯国已具有共同的文化观念，也表明当时“雅言雅字◆◆”的存在。有学者指出：◆■“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知道，原始汉语发展到周秦时期，共同语和方言确实同时存在★■■■★★。”（华学诚★■■◆★■：《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（修订本）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6页）共同语和方言都属◆■■■◆◆“有声语言”，与此“有声语言”相对应的自然是★★■■★“书面语言”——文字■■◆★★。不过★★◆■，这种书面语言（文字）是“以通用语为主体写的◆◆◆■”，具有稳定性。比如■■◆◆■★“《诗经》的《风》是按地域分类的★★■，齐处东偏，秦处西偏，而表现在文字上却像是出自一家”（张中行★★◆★：《文言和白线页）。不仅如此，其时文字的形构也有共同的标准★★，此即“正体字”。正如裘锡圭所言★◆■：“春秋时代各国的金文★◆■■，在开始的时候大体上都沿袭西周晚期金文的写法。……各地区金文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书写风格上，字形构造大体上还是相似的◆★■◆。……西周春秋时代一般金文的字体，大概可以代表当时的正体■■◆。一部分写得比较草率的金文◆◆，则反映了俗体的一些情况。■◆■”（裘锡圭：《文字学概要（修订本）》■■◆■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■■★◆◆，第52~53页）《左传》中也有可以说明当时存在“正体字”的例证，除前引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所载秦人从文字形构的角度向晋人解释“蛊”字的含义外，又有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所载楚人从文字形构的角度解释★■“武”字，所谓“止戈为武”，还有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所载晋人从文字形构的角度解释★★■“乏◆★”字，所谓■★◆★■“反正为乏”◆★■。

　　关于秦人的族属和文化来源，学界历来有“西来说”和■◆◆“东来说■★”两种不同的意见。正如王子今指出，认为秦人起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，但是后来其主要部分曾迁徙到西部■■■◆◆◆，活动于华夏文明圈西界的说法，可能是有道理的。在西部长期艰苦的生存斗争★◆★■★，使得他们逐渐接受了原本生活在西部甘肃青海一带，与中原华夏部族渊源不同的那些部族的文化影响■◆，秦人本身的文化特质于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（王子今：《细说秦始皇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3页）。所谓◆★“那些部族”◆■■，应该是《史记·秦本纪》提到的◆■■◆“戎◆■★★■”“戎人■◆★”★★◆“西戎”■◆★。正源于此，“秦杂戎翟之俗”，被“诸夏”◆★■◆■“比于戎翟”（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），甚至在“秦人◆★◆◆”的自我体认中■★★★，随着场景变化产生时而自称◆★■★★★“中国◆◆”，时而自称“戎夷■◆◆★◆”，时而自认◆★■■“非蛮非夏”的不同情况★★◆■◆。其实，与戎人有密切关系的秦人，也因与周人的密切关系而越来越趋向中原文明，这表现在多个方面★◆。